语文教材何去何从？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在各种不同意见、声音的争论下，北京日前公布了2016年将实施新的高考方案，语文分值由150分提高至180分，英语考试分值由150分减为100分。

    除此之外，江苏、上海、山东等省市也都将英语考试作为改革的重点。这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淡化了英语，又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另一个科目：语文。

    此前，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微博上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并且在降低英语高考权重的同时，应提高全民学习语文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

    那么，英语考试分数的降低是否意味着母语汉语的回归呢？

    语文教材 众矢之的

    在北京将实施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大幅度提升语文分值的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却将大学汉语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课程为2学分，然而在很多高校中，英语却有10个甚至更多的学分。

     同时，在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公布的《大学语文课程现状》调查结果中显示，人民大学的这一做法并不是一种“创新”，在91所高校中，将大学语文列入必修课的不到40%。

    有媒体报道说，事实上，学生们大约从中学就开始渐渐远离语文教育了。一些中学语文老师认为，语文教育早已“边缘化”。因为在应试教育环境下，学校、家长和学生都认为，语文难以靠短期突击取得好成绩，升学考试也难以靠语文拉开差距，尤其在考试的挤压下，用死板的模式去限定理解语文，使这门课变得刻板、教条、无味。

    在人们对语文教育的众多非议中，对国民语文应用能力不满较为普遍，尤对中小学语文教学感到不满，而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对教材不满尤甚。提起语文，诸多教育专家和教师，将原因主要归咎为语文教材的缺陷所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鹏举，同时也是全国中语会副理事长，经过研究和调研，他认为，语文教材的缺陷在于古典性不够，现代汉语应用的时间还比较短，文本作品积累有限，与其选择一些水平有限的现代文，不如提高经典古诗文的比例，尤其是儿童记忆力比较好的小学阶段。

    语文教材经典性不够，是几位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教育专家、学者的共同看法。王旭明曾经也公开表示：“提高母语、降低英语考试分数，当然好。但以现行语文教材教学和评价情况看，不宜简单说增加语文内容，而是明确将增加的分值增在国学内容上。一定让以国学为主要内容的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精神落实在教材里、课堂上、考试中。”

    《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从对女儿的小学语文课本提出质疑到出版《对抗语文》，始终扮演着批判语文教育的角色。他严厉地指责现行语文教育只剩一个皮毛功能：识字，有“语”无“文”，譬如无水之鱼。究其原因，在叶开看来，语文教育有“三宗罪”：非语文化，加入太多道德因素；教材选文水平偏低；教材随意篡改文本原意，打断文化传承。

    对于语文教材的质量不高，叶开归咎于编辑团队的水平问题以及编写程序的不合理：主管部门把教材编写权委托给出版社，出版社确定主编，主编再确定分册主编，分册主编决定编委。“正是这种层层分包的模式，拼凑成一个水平低劣的教材编写组，用剪刀加糨糊的方式拼贴炮制，生产出了质量低劣的语文教材，供学生使用。”叶开说。

    对此，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主任岗位上工作十多年的王本华对法治周末记者坦言，语文教材的编写，选文其实是最困难、最耗时的。

     教材选文 慎之又慎

     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是当时唯一一家以研究、编写、出版基础教育阶段各学科教材为中心的出版社。2012年3月8日，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统编教材编写工作再一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启动。

    上周，王本华带领的编写团队刚结束教材中一个主题单元的编写工作。虽然外界对于教材编写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参与编写的成员说，一本教材并不是一拍脑门就能想出来的。

    担纲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的温儒敏教授这样评价说：“自知这是‘容易挨骂’的事，但又感到责任重大，也就知难而上，尽力而为。”

     王本华介绍说，这次主题单元的编写组是个“三结合”的队伍：高校、研究院的老师，一线的特级教师和人民出版社的编辑。

    诟病颇多的选文问题也是最让他们伤脑筋的。首先要符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教材“文质兼美，适合教学”(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和适合教学)的要求，同时，还要兼顾学生的兴趣。

    曾经参与编写了“人教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语文教材的温儒敏也坦言，传媒对语文教材的批评，往往集中在选文上。选文要讲求经典性，那些沉淀下来、得到广泛认可的作品，才有资格进入课文。语文教学必须培养对文化的尊严感。有些当代的文章好读，学生也有兴趣，但经典性显然不够，或者不太适合教学入选，就要谨慎一些。

     王本华说：“确定单元主题后，首先要经过海选，然后在经过编写组两三轮的讨论，确定下来哪些文章入选，最后还要经过主编的认可，才能进入教材，比出练习题困难很多。”即使经过主编的认可，也不是板上钉钉的。王本华以议论文单元为例说道，“本来文章已经选定了，练习题也经过多次讨论做好了，但是有编者提出有些议论文太过陈旧，于是就得重新开始海选、筛选、讨论等步骤。”

    教材编写完成后，首先要通过教材审定机构审定。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涉及教材的各个方面：教学理念、编制思想、总体结构，选文和练习是否合理，包括语言硬伤等细节也要逐一检查。

    对语文教材编写的固有限制和后期严格的审查，让编写教材成为一件非常保守的工作。也正是因此，1967年就开始中学语文教学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语文教师黄玉峰，曾经拒绝上海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他表示“无法忍受‘婆婆’管束，文章受审查限制过多”。

    在叶开看来，虽然现在全国语文课本有不同版本，但还是由各地教育机关来决定选用哪种。过多的审查限制，并没有起到百家争鸣的效果，更多的是对‘人教版’教材的低级重复。”叶开说。

    与其如此，叶开建议不如放开教材的编写工作，让民间参与。“并不是说某个人的教材就一定会好，但是在开放的环境下，经过探索、筛选、组合，会出现更好的、更适用于语文学习的教材。”

     时代变迁 教材60年

     说起语文，最先被提起的名字应是叶圣陶，他是第一个提出将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的人。他认为，开放意识、人文精神应该成为编写语文教材的基本出发点。

     从1932年叶圣陶亲自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到新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全国统一语文教材，再到1980年代实行教材多样化，王本华主任表示，语文教材改革的路是不平坦的，它有很多优秀传统的积淀，也吸收了国外的一些好的理念，中间又经过多次的论争。

    “即以语文性质而论，我们曾经有过强调工具性的时代，有过强调工具性与思想性统一的时代，有过强调为政治服务的时代，有过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与思想教育潜移默化的时代等，每个时期都有着浓郁的时代印迹。”王本华说。

    王本华介绍说，到今天，中国中学语文教材走过了6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分成“国定制”和“审定制”两个不同的时期。“国定制”是指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决定教科书编写、出版、使用的制度，该时期以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并编写全国通用的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为标志，到1993年(“文革”除外)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在全国推广时结束，即所谓“一纲一本”的时代。

    “审定制”是指由各出版单位组织人员编写、出版教材，经国家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然后由学校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选用的教科书制度，该时期以1993年九年义务教育教材为发端，一直实行到现在。

     去教材化 回到原点

     在叶圣陶先生众多的教育理念中，“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是他语文教材观的核心，去教材化也成了越来越多教育者的探索。

    正如叶开所言：“现在的语文教材将自己作为语文的‘终极’，这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我看来，语文教材更应该像一本观光手册，引导学生去理解文学和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量的阅读。大量阅读，才是语文学习的关键。”

     美国教育家帕尔默在著作《教学勇气》中提出：“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

    黄玉峰就在他任教的中学做着这样的尝试：“我即教材。”黄玉峰并不满意语文教材中以某一主题为单元的选文方式，数量少，内容蜻蜓点水，且有强制性，文章质量也参差不齐。如果按照教材来讲，他认为学生学到的东西就太少了。

    “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于是，黄玉峰探索出自己的教学方法，以最快的速度将课内教学内容完成，然后进行专题教学：《诗经》专题、《楚辞》专题、《史记》专题、唐诗宋词专题、红楼梦专题、西方文化专题、民国人物专题等。他并不满足于一两篇文章的浅读，那样根本无法了解一位作家的真正模样，或者一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教材上的文章本身设置有一定的目的：或教你热爱祖国，或教你关怀亲人，编排的指向性太牵强，但在黄老师班里，学生通过大量阅读全面体味文章本真。

    讲到《史记》的时候，黄老师另选了当中比较重要的10个篇章，通过三四周的阅读、作报告，引荐别人的观点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当然，关于司马迁本人及评价也必不可少，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阅读更多的内容。

    黄玉峰从来不给学生留作业，只要求他们看书。除了统一的期中、期末考试，他的语文课也没有测试练习，也从来不给学生做模拟试卷。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他和学生们的足迹遍布吴越、齐鲁、湘鄂，远至青海、敦煌、新疆、海峡彼岸等。

    外人看来“不走寻常路”的课堂教出来的学生，却总能取得好的成绩。“因为语文学习，无法突击，主要靠平日长期积累。”黄玉峰认为，“提高语文分值，说明对母语的重视，这无疑是好事。但是，在当今应试教育环境、教材审定的种种限制的现实下，将语文改革寄希望于教材的改革或是分数的提高，都难以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考试内容形式即指挥棒的改革和招生制度的改革，语文教材不应该是政治工具，也不应该是考试教参，语文不仅是教识字，教能说会写，还要回到自己的位置，培养一个人的情操和独立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