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从小得了耳蜗神经炎，虽然到了五年级，但有时仍然抑制不住地抓挠。问题就出在这儿：他参加了学校的民乐团，在一次重要的演出活动中，由于控制不住自己而影响了整个比赛。为此，老师和家长达成了一致：让他退出民乐团以示惩罚！

一年后，孩子还是强烈地想回到民乐团，主管此事的老师答应孩子回归，但提出一个条件：一般性的演出可以参加，但与升学有关的演出活动不能参加，理由是怕影响了整个团队的成绩，使100多孩子拿不到证书，进而影响了升学。

于是，家长坐到了我的办公室，并不冷静地诉说着对孩子的不公，甚至对主管此事的老师说三道四。等她平静了，我讲了这样一个道理：

从教育学角度来说，我们让孩子参加包括与升学有关的全部演出活动，这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应该的。因为对孩子而言，重要的不是是否拿到获奖证书，而是那个演出的过程。但是，一旦教育功利化——演出与升学相挂钩，那么，不是问题的问题也就成了问题：因为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主管此事老师的要求并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孩子的问题而导致全团的孩子拿不到奖，升不到理想的中学；在这样一个功利社会，其他家长也会有意见。

向左教育学，向右社会学——这就是中国孩子面临的实际。

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还是强调教育学的意义——我们可以用智慧解决这一问题：不能限制孩子参加任何演出活动。我们可以在演出之前观察孩子的变化，评估他是否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如果孩子认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可以自己选择退出，等待另外的机会；如果孩子认为可以参加演出，而真的在现场出现了问题，我会跑到台前，向每一位评委送上一封信，信上写着：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会影响整个演出活动，但还是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对他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希望每位评委能够客观地为我们的民乐团打分，因为，我们的民乐团是很棒的！

我面前的家长流下了眼泪。我相信教育学的力量。